就腐败犯罪而言，其社会因素、体制因素更加明显。
后经医院检查，金昌艳腹中的胎儿不幸死亡。夏俊峰被殴打至身体多处青紫，事件发生过程又仅有数分钟，说明夏俊峰被城管殴打而被逼自卫。
为了得出夏俊峰故意杀人的结论，竟超出检察院的指控：控方称夏俊峰因故与被害人申凯、张旭东等人发生争执，遂持随身携带的尖刀先后猛刺被害人……，而判决书认定事态已经平息后被告人持刀行凶。他并非一开始就掏出刀，也不是突然想起身上有刀。据夏俊峰陈述，当时他的两个胳膊都有伤，青一块紫一块。我就去捂痛的地方，就摸到刀了。法官意图成为迫不及待的行刑者。
对正在进行故意伤害、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样，被害者申凯、张旭东当时的行为就构成了非法拘禁罪。用违法延长公务员工作时间、损害其合法权利的方式维护群众的权利，有操弄官民对立的嫌疑，没有任何正当性。
例如，人民日报2011年1月曾披露，近些年来，在一些发展不快的地方，大发展、大跨越、大开发、大调研、大变化等等口号不绝于耳，以致目前我国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山西某市将本市公务员和其他职工的工作时间从国家法定的每周5天40小时制改成了每周6天60小时制。我国政治和法律体系中，原本是有可用于矫正和惩治违法施政行为之规范可依的，但可惜它们在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还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无数经验的事实告诉我们，地方官谋政绩，往往形同资本追逐利润，受同样的规律主导。
在地方官违法滥权能使用的借口中，最方便的莫过于拿群众需要、群众没意见、群众满意等托词说事。还应该看到，冒险违法施政也是相关地方官在官场展开不正当竞争的一种形式。
值此关键时段，地方党政官员知道，决定其政治前程的最重要因素是政绩，一些人内心难免因升迁或固位需求产生政绩焦虑，从而增多推动违法施政的可能。现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就此发表点感想。当然，他们的行为在那个社会也有底线，那就是要避免违法被取消候选人资格，避免违反社会公认的从政道德而被选民抛弃。可见，仅仅偏面追求GDP型施政方式每年对我国社会财富造成的损失，其数量就非常巨大。
有人说，地方官的有些施政行为虽然违法，但动机是好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抓落实的出发点放到为党尽责、为民造福上，而不是树立自身形象、为自己升迁铺路;把抓落实的落脚点放到办实事、求实效上，而不是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把抓落实的重点放到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打好基础上，而不是盲目攀比、竭泽而渔。政绩是要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但是，像无论哪个领域都有投机者一样，地方官员中也不乏政绩投机者。更重要的是，所谓政绩，其发挥作用的途径，是上级的看好和群众的认同。
动机是一种心理活动，谁也看不见，只有相关当权者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对地方官的一切违法施政行为，人们关于其动机的合理怀疑，首先应该指向政绩焦虑。
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央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人类社会治理的经验表明，在政治场域，只有假定人性是恶的，才能获得善的治理结果。
从我国有些地域的情况看，政绩焦虑驱动型违法施政已经比较严重，已对法治进程和法制建设构成了现实威胁。但是，另一方面，我国有法治意识的、正派的领导人毕竟越来越多，民众中先进的人们也都知道投机者若当权对于公民正常生活和基本权利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更多的也许是穷折腾、浮夸、冒进、定发展高指标。明眼人都知道，这类做法不过是党政官员变相跑官要官的一种崭新形式，它值得上上下下留意和保持警惕。这种类型的施政行为，不仅严重损害公民基本权利，还加重官场腐败、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例如，2010年7月下旬，山东某市基于市委下发的通知和五加二、白加黑工作的口号，安排了一些政府部门星期六正常上班，违法将公务员工作时间常态化地每周延长了1天。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地方政治人物最关心的是政绩，许多年来他们中不少人也的确表现出为了政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行为倾向。地方官违法施政就像百米跨栏运动员在竞技场比赛时违规抢跑，其违规行为和结果有时确能侥幸成为夺取先机的制胜法宝。
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权力分立制约平衡的政治制度下，政治人物最关心竞选时能得到多少选票，为了多得选票，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各种政绩焦虑驱动型施政行为中，对社会危害最大的，当以违法制造突出效应型施政行为莫属。
政绩焦虑驱动型施政可以分为各种类型，有劳民伤财型追求GDP型、好大喜功型、吸引眼球型、迎合巴结型、收揽人心博取虚名型、违法制造突出效应型，等等。因此，我国必须以社会监督弥补官方政治法律监督机制的不足，而社会监督中最有力的形式，是媒体及时而又毫不客气地向公众揭露具体违法施政行为与政绩焦虑、跑官要官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合法性和不合道义性。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地方官能够充分履行法定义务，保障好公民法定权利就很不容易了。可以说，这一切都源于一些地方主要领导人的政绩焦虑。违法施政的性质近似于赌博。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地方官员政绩焦虑驱动型违法施政的新形式中，包括了暴力拆迁和违宪违法搞运动式治理和法检警联合办公、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等较严重的情况。
这类行为合乎社会主义民主集中的政治生活的逻辑，其本身无可厚非。我翻阅了这几年的相关报纸杂志，地方领导干部不择手段追求政绩的表现包括：暴力拆迁;夸大政绩注水谎报本地GDP;大搞政绩工程;延长国家法定工作时间、压缩职工休息时间;指使统计人员造假;滥发红头文件;挥金如土办这节那节，申这遗那遗，申办这会那会，修各种人造景观，等等。
这类施政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遏制，它还有引起广泛模仿效应的可能。这些地方的施政实际上都属于政绩焦虑驱动型施政。
各种政绩焦虑驱动型施政行为都会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广泛的危害。所以，违法施政对于政治投机者极有吸引力。
要让他们知道，突破了这个底线就会出局，就不仅注定得不偿失，而且极可能满盘皆输。在我国这种民主法治传统少而专制人治遗毒深的社会，政绩焦虑驱动型违法施政是一种极易传染扩散的政法病症。他们利用这些漏洞的基本方式，是揣摩上意和群众心理，突破宪法法律的规定铤而走险，不断做出一些迎合上意和群众心理的大大小小动作，并为之进行鼓动和造势。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完全用不着号召公务人员以损害自身合法权益的方式向公民提供制度外的服务。
所以，对地方要员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社会要形成有效的政治和法律机制，为他们寻求政绩的行为划下明确的底线。
但是，生活经验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官位不是来源于选票而是源于上级的官员，其违法施政时向民众口头宣称的动机与其内心真正的动机，往往相去甚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暴力拆迁，他们会说是为发展本地经济、造福百姓，真实的动机却是捞政绩谋升迁;运动式执法、大规模剥夺当事人程序性权利、搞刑讯逼供、制造冤案，他们说是为了打黑除恶，保群众平安，可真实的动机还是捞政绩谋升迁。幸好这种竞相违法延长职工工时的倾向受到社会关注后媒体给予了否定性评论，及时得到了制止
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如果国家不能以身作则，严格遵循自己制定和颁布的现行法律，那么规则就会逐步变得形同虚设，政府也势必失信于民。显然，在这里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系统与主体、法律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相应的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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